原文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内容有删节

或许是受民国以来佛教提倡“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影响，近些年来也有人提出“XX道教”之说，例如中国道教协会曾于21世纪初提倡“生活道教”，而近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会议则多以“生命道教”作为主题。之所以用简短的词语来修饰“道教”，我想可能是为了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旨，或表达对道教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依据本人对道教的研究和理解，我觉得无论“生命”还是“生活”，都是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道教发展需要重视的两个方面，不应简单地凸出其中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以下，试对“生命道教”与“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略作梳理，并对“生命”与“生活”在道教学说中的关系进行说明。

事实上，“文革”后中国学界对于道教的认识，大致是从重视其有关“生命”的内容入手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大家都承认道教的核心信仰是“长生成仙”有关，因为这一信仰主要解决的就是生命长存的问题，如早期研究道教的权威学者卿希泰、李养正等都曾在其上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强调这一点我本人也曾于1988-1991年间在卿希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有关“长生成仙信仰”的硕士学位论文，随后还公开发表过一系列相关文章。只是，明确地以“生命”一词来凸显道教的信仰或学说，却应是从冯国超于1991年发表《析道教生命哲学》一文开始的。冯国超在《析道教生命哲学》一文中认为，道教的核心或实质乃是其“生命哲学”，亦即“道教建立的关于生命的结构、生命的价值和实现这种生命价值的途径的系统理论”。此后，以“生命”一词来谈论道教学说逐渐流行，如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华道学文化系列”丛书，其中就有一本专门讨论“道教生命伦理”，而当时的《宗教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关“道教生命伦理”和“道教生命哲学”的文章，颇使道教之“生命”问题受人关注。

1999年，李大华出版《道教生命哲学本体论研究》一书，加上2000年日本又出版了“讲座道教”第3卷《道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论》，更令从“生命”角度来讨论道教之风兴盛，如当时的期刊《中国哲学史》曾连续刊载了几篇有关道教“生命”问题的文章，包括李大华《关于道教生命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葛兆光《宇宙、身体、气与“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教的生命理论》、詹石窗《道教生命伦理与现代社会》等。此外，当时的其他刊物和学术会议也发表过不少这类作品，如萧莲父先生关于《道教生命哲学本体论研究》一书的评介、李刚《道教生命哲学的特性》以及盖建民《从道教生命哲学看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等。不过，此后各界有关道教“生命哲学”和“生命伦理”的讨论热情似有减弱，这可能与“生活道教”的提出和影响有关（详下）。

2009年，詹石窗主编的“石竹山道院文丛”出版，其中收有谢清果著《生命道教指要》一书，再令相关问题的讨论得到延续。据该书的“内容简介”言：“生命道教”是继“神仙道教”“生活道教”观念之后新兴的一种道教文化理念，它旨在张扬道教养生智慧的独特魅力，高扬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觉精神，发扬道教“生道合一”的价值理性，阐扬道教“道法自然”的实践理性，倡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从而为人类的健康、自由、和平、幸福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近两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举办以“生命道教”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其“生命道教”的含义大约亦与此同。

“生活道教”一说，乃与中国道教协会的提倡有关。早在1998年，中国道教协会就曾在江西庐山仙人洞举办过一次“道教文化研讨会”，会议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彰显了当代道教欲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愿望。2000年9月，庐山再次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并明确地以“生活道教”为会议主题，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的张继禹道长在会上作了“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的主题发言，相关学者也提交了10余篇阐发“生活道教”的文章。2000年底，《中国道教》正式刊发了张继禹撰《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关于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一文，以及著名学者牟钟鉴、詹石窗等人的相关文章，令“生活道教”一说在道教界、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张继禹的文章认为道教是一种“富于理想而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并本着“承继传统、面向当代”的原则而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其所谓“生活道教”，就是“要在发扬爱国爱教、仙道贵生、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等优良教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道教关爱现实、利益人群、传扬真道、福臻家国、修道成仙的价值理想，将道教信仰落实于生活，将道教精神圆融于生活，运用道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从而觉悟人生、升华人生、圆满人生”。牟钟鉴撰《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赞同张继禹提出的“生活道教”理念，认为这是“继民国年间陈樱宁大师新仙学’之后，道教理论上又一新的进展”，并从“生命宗教”“仙道内含人道”“神仙信仰新理解”等角度对这种理念作了进一步阐释。詹石窗撰《论生活道教》则辨析了“生活”一词具有“生存”“活计”等“民生性”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所谓生活道教，乃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并且因民众的现实需求而存在的道教”，以为这种提法“既有坚实的文化历史根据，也符合现实需要”，且从“思想品格”“功能走向”两大方面对“生活道教”进行了阐扬。不仅如此，上述两次会议的论文集还于2002年以《道教与人生》的名称出版，使得“生活道教”的说法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虽然不时有人从“生活”的角度来谈论道教，但有关“生活道教”的讨论却未见有太多文章。直到2016年底，“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又以“理解与运用：老子及道家和道教的生活之道”为主题召开成立大会。不过，该会是否欲以“生活”为主旨来弘扬道家文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事实上，无论“生命”还是“生活”，皆属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乃是道教学说之一体两面。这两个方面，亦是理解道教学说缺一不可的维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传统道教在引导人们追求“成仙”的同时，也要求信徒必须践行“人道”，在标榜远离红尘的“出世”隐遁之同时，也鼓励有道之士“入世”济民，其思维具有很强的辩证性与圆融性。简单地说，“出世”之“仙道”大致与“生命”问题有关，而“入世”之“人道”则涉及世俗的“生活”问题；只不过，“仙道”与“人道”不可截然分离，“出世”与“入世”也非背道而驰，如清代道士傅金链言：“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我近年也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对道教的“仙道”与“人道”、“出世”与“入世”、“度己”与“度人”等问题进行讨论，以为这些貌似“对立”的倾向在道教中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考察“仙(僊)”这个字，可知其本义为“迁(遷)”，有长生不死、远离世俗诸义，如《说文解字》释“遷”言：“长生遷去，从人从[]。”《释名》又言：“老而不死日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后世道教典籍更多描述“仙”之生命长久、神通广大，如《太平经》推崇“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返始”，《神仙传》又说神仙可以“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总之神仙乃是“失人之本”而“变质同神”的灵体，与一般的世人有着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仙信仰似乎多与生死问题有关，而与世俗生活关系不大。但需要说明的是，汉代以后的道教与先秦流行的“方仙道”并非一回事，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的道教不仅需要回答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且需要考虑其教团成员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维系这个群体在现实中的存在，故貌似远离世俗的道教也难免涉足现实生活的一些领域。况且，“成仙”一事的承担主体乃是“人”，而在由芸芸众生组成的社会中，能够顺利“成仙”者仅是少数，所以处理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解决芸芸众生的“生活”难题，亦是道教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道教学说中既有“仙道”，同时也有“人道”，其典型者如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言：“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宋元净明道更是声称其教“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要求信徒“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世间上品好人”。

道教之“仙道”与“人道”并重，实来自早期道家兼顾“治身”与“治国”的做法。先秦以来的道家一直兼顾“治身”与“治国”两个问题，如陈鼓应《关于先秦黄老学的研究》言：“治身与治国是道家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子》主要谈治国，兼谈治身，庄子承杨朱而谈治身，尤重于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这里所谓“身”，即与“生命”相关的人体，而“国”则指人们“生活”的社会。汉代河上公注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句时，亦明确以“自然长生之道”为“常道”，而以“经术政教之道”为“可道”，其兼顾“治身（生命）与“治国（生活）之意显然。道家思想这种兼顾“治身”（生命）与“治国”（生活）的态度，在后世道教的信仰中又表现为“度己”与“度人”并重。所谓“度己”，即个人追求得道成仙，而“度人”则是帮助他人脱离苦难。汉代《太平经》在宣扬“要当重生，生为第一”[]时，仍不忘要求信徒“周穷救急”，魏晋道教更是以行善度人为获得“天仙”之必要条件，如《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载仙公葛玄回答诸位地仙“吾等学道至今已六百年，尚散迹于山林间”之问曰：

正因为行善度人乃是获得“天仙”（度己）之必要条件，所以此时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曾提出了“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口号。不仅如此，唐末五代“灵魂成仙”之说兴起后，道教的内丹修炼还曾专设“炼道入圣”阶段，要求修炼成功者继续留在人间行善积德、济世度人，如《西山群仙会真记》引《洞天语录》言：“夫修养真气，真气既成，而煅炼阳神。阳神既出，得离尘世，方居三岛。功成神迁弃壳，须传流积行于人间。行满功成，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矣！”对此，我曾撰文认为：“度己”与“度人”（度他）乃是“成仙”信仰的一体两面，“度人”（度他）是为了“度己”（成仙），“度己”（成仙）也是为了更好地“度人”（度他）。

总之，我认为无论是“治身”与“治国”，还是“仙道”与“人道”，或是“度己”与“度人”、“出世”与“入世”等，俱与所谓“生命”和“生活”问题相关，实为道教学说的一体两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难以分割的，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前述一些学者似乎也看到了这点，故曾专门对“生命道教”和“生活道教”概念进行过补充说明，如《生命道教指要》声称“（生命道教）倡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主张将各种关系之“全面和谐”纳入“生命道教”的范围，并以“生命道教追求社会和谐”作为其书的一章内容；而詹石窗《论生活道教》则以“宏观的生命伦理”作为“生活道教”成立之前提，主张“将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统一起来”，牟钟鉴《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也以“生命宗教”来说明“生活道教”之内涵和特征，以为：“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教导人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炼养生命，以证成大道。”因此，我以为如果作为某项学术研究之关注焦点，当然可以使用“生命”“生活”或其他词语来修饰、限定道教，但如果是欲以此来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旨，或表达对道教在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则不便单独使用这两个词语中的某一个来修饰或规定之；否则，二者难免在字义上相互“遮蔽”，反而不利于世人认识道教学说的真谛。我的看法仅供参考，恳请大家批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