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庞大体系，而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养生，并通过养生之理法使诸子百家的学说得到阐扬，以助教化。

在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圣人”关于养生防病的“教化”原则，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明确指出“圣人”之所以注重“治未病”，原因在于必须顺应“阴阳”之“道”，而一旦违背，将会带来“死”和“乱”的不利结果。我们看到，《黄帝内经》的上述思想与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教王化思想相一致。《礼记·经解》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认为“礼”的教化功能就在于防微杜渐，使得“歪风邪气”无藏身之地，形不成危及社会稳定的势力。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授时》中也说：“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指出政府设立教育机构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化的方式，让百姓自觉遵守道德礼仪，形成和乐纯正的民风。因此，《诗·周南·关雎序》有“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认为通过“诗教”能够促进社会风俗的改易，使人心归正，这既是孔子“思无邪”的原意，也是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深刻之处。

上述医学与儒学所主张的养生教化思想在道学、佛学、武学、农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各有体现，并且可以通过历代养生家的实践成就，具体认识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和技术的完备与丰富多彩。一般来说，儒家有“仁者寿”的观点，道家的“性命双修”以及佛家的“戒定慧”和“明心见性”等文化特色也都可看成是其独特的养生传统。在我国历史上，养生家的养生实践也称作“养寿”，其意是说长寿目标的达成是其文化教养的结果。《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把老子的长寿称为“养寿”，为历代养生家的养生实践进行了文化上的注释。尽管各家对“道”的主张和实践不同，但是中国文化都普遍重视“修”，即理论和实践要统一起来，所谓“道术合一”或“寓道于术”。当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这是现代文明普及的结果。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个别人或群体的高寿或者超高寿的实现，一定是养生文化的创造性成果，需要使其理论和经验普及于社会，故而有“圣人”之“教化”。而《老子》又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教诲，其所强调的则是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养生文化的教化是通过养生实践而完成的，这也是养生家层出不穷的原因。对佛教来说，由于其本非中国的原创文化，其在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则普遍将其看作一种养生的“方术”，佛教也通过与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格义”而逐渐被接受。及至佛教在中国自成体系并逐步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儒家、道家和佛家之间互通互惠，佛教也在唐宋之后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为止，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法门仍然被看作基础性的养生方法，虚云大和尚化裁《孟子》精义为“过化存神”作为其在江西云居寺纪念馆的匾额，印度文化专家徐梵澄先生最后以《陆王心述》为其学问的总结，充分说明了“养生”与“教化”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因此，杨玉辉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华养生学》中把道教、中医、儒家和佛教作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代表。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庙、祠堂、道观和寺庙遍布于城乡各地，而主持这些具有辅助教化功能机构的多是德高望重之士，他们养生有道，从而养生文化自然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文化。如今，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顺应我国农历节气而开展的各种养生活动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正在逐步被唤醒。

老子、孔子等道家和儒家的创立者本来也是养生家，而孙思邈等养生家则以医为业，且历代医者也多为长寿之士。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与养生文化之间具有体用一致的关系。但是，从历史上看，养生文化并不是显学，其主体理论和方法多藏于传统文化之中，识者自识，而不知者则认为中国只有诸子百家之学。因此，各家虽尽擅其养生之长但缺乏成熟的养生文化传播体系，这也说明从养生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认识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亟待建立。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在遭受严重冲击之际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转型。我国学术界在探索转型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大多是注重于中西文化之间体用的不同，却很少从养生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民国时期有陈撄宁先生倡立仙学以弘扬道教养生，但是我国主流学术思想界却不重视这种创新。在现代医学的压力下，我国传统医学界多从中西医学会通的角度促进中医药的医疗创新，也很少从养生的层面开展独立性的研究。当然，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学术界普遍缺乏养生修养，而是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文化的重大价值无以显现。从哲学上看，“遮蔽”和“去蔽”的概念虽然因为现代现象学的研究而流行，其义则是要去“科学”之狭隘。无独有偶的是，在《荀子》中也有“解蔽”篇专门论述“蔽”之表现，称其为“心术之公患”。由此可见，上述所谓“时代性的遮蔽”是指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没有把心思用在养生上的时代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健康成为终极性的追求，养生文化的教化正当其时，那种年轻时“拿命换钱”和年老时“拿钱换命”的普遍现象将会慢慢消失。

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与科学全球性的挟势发展之下，中国文化与科学在近现代遭遇到了创立以来的最大挑战。只是在经受住了西方文化与科学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又柳暗花明，且其独立自主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卫生与健康领域，国家行政主导权事实上已经由作为现代医学的西医掌握，而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学则被迫走上“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道路，但是，在现代医学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之后，当代社会逐渐发现其缺陷也越来越大。首先，现代医学在本质上属于疾病医学，而随着疾病的复杂多端，其诊断和治疗过程则带来更多的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致使现代医学发展陷入了来自于方法论的困境。其次，现代医学虽然大力倡导预防医学或公共卫生学，使得人均寿命普遍得到提高，但其对个体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却没有多少有效的理论和经验。鉴于现代医学不敷当代之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21世纪当大力提倡和发展健康医学。至于何谓健康医学，又如何发展和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准备不足，欧美国家也彷徨不定，而我国养生传统深厚，正当以健康医学的姿态奋力有为于当代。

从概念上看，“健康医学”是相对于“疾病医学”而来的。在对现代医学不是健康医学已经取得共识，而对何谓“健康医学”尚未取得全球共识的情况下，中医药学被认为是健康医学，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健康医学的显现。对此，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对“健康医学”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现在的健康医学的定义都乱了。美国曾经邀请我讲学，关于healing force，就是人的自我痊愈能力。我说能不能翻译成‘人的自我卫生能力’，卫生和健康在英文里是一个词。这个卫生不是指公共卫生，而是指保卫生命。这个主语变成对象自己的东西，健康是对象的状态，而卫生是保卫自己生命的能力。所以我说卫生不卫生。咱们把这个概念理清楚，在杂志发表。我们站在医学的高度，医学的健康和健康的医学这个高度，不是从某个传统医学高度。现在面临的是全球的问题，全球医疗危机、全球医改难题，我们站在这个高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既不站在中医身上，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发挥中华文明的长处”。这种医学领域的转型发展既是中国学术自立的契机，也是真正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时代性机遇。只是在西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不可分割之血肉的情况下，如何阐释中学之精神灵魂仍然需要明确具体的创新路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只有从传统和文化出发而不是从科学或现代医学出发，才能真正走出西学的窠臼，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我国曾数次兴起养生健康热潮，很多人至今都对其记忆犹新。但是很不幸的是，几次热潮并不仅没有带来传统养生文化的健康性发展，反而被别有用心者、无知无畏者、炫技耀能者、弃如敝屣者等用而不尊，破而不立，其所带来的后遗症状在在皆是。更令人无奈的是，百年以来，中医学被科学遮蔽，养生之大用难起。内丹学也被误解为宗教，炼养之底蕴尽掩。正是由于认知上的种种偏差，致使以养生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珠暗投，辉光陆沉。因此，要使传统养生文化步入稳定、健康发展的正规，必须兼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学养，运用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心理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相关学科加以综合研究，并且使传统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促进传统养生文化的转型发展。在这种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从以往的被动转型到当代的主动转型的转变，而向主动的转变则首先依赖于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自觉。费孝通先生于晚年提倡“文化自觉”，其对传统养生文化转型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文化自觉”才能实现“生命自觉”或“健康自觉”，只有这种发展路径的根本性转变才能与传统养生文化的本性相适应，也才能真正促进并实现其现代转型。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传统养生文化的成功转型也将促进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转型，在全球化时代确立中国文化教化的新路径。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既肯定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肯定了具体先于抽象的哲学原则。若按照上述原则，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原本就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只有通过个性的彰显才能表达出自己的世界性。但是，现实社会的认知逻辑也有其特殊性的规律，因为除少数通达之士外，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民族的仅只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民族的世界和世界的世界并不一致。正是因为要正视当下中国在认知上的“悖论”，故而需要从创立健康典范的高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以教化的方式普及开来，使之成为当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当代价值。

首先，“教化”是一个文化概念，养生文化的教化能够促进改变健康服务对科学的路径依赖，从而有助于建立新的健康典范。当前，健康中国建设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但其实施路径尚没有从疾病医学的体系中超越出来，而中医“治未病”思想也难以真正发挥其“主导作用”。从现实需求上讲，上述状况一定要迅速改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在促进健康时代生成的新学术的支持下才能打破旧的学术壁垒。我们看到，在旧的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中医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内丹学的炼养传统都被束之高阁，难以在占主导地位的科研模式之下以文化的方式教化天下。而从包容性来看，文化本是能够把哲学、经济学、中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连接为一体的典范性学科，因此，应当发挥文化的大用，使传统文化再次实现包容性的创新。《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有开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教化，才能逐渐改变人们对健康的认知，达至“形神俱妙”的境界。

其次，养生文化的教化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生动实践。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绝如缕，且有“旧邦新命”的文化功能。如今，通过养生文化的教化来重新认识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仅对学术界是个新课题，而且对产业界特别是对注重内容创新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文化宝库。当前，养生文化也存在传承和接续的问题，而一旦使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与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传统就必然表现出新的气象，直至产生以养生和健康为依止的中国新时代的“礼乐文明”。

最后，养生文化的教化能够有效化解“文明冲突”，促进形成全球文化的“和而不同”格局。养生文化的核心是确立以健康为目的的最高和最终价值体系，而实现健康的路径则万万不同。事实上，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健康传统，而养生文化的推广和教化不是一种相互间的取代关系，而是通过养生实践所产生的对自己文明的深度自觉，从而达成真正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明格局。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理想，超越单纯的物质层面的追求，进而取得精神上的解脱才能使教化深入人心，引领社会发展。作为中国文化的时代性力量，中医药的教化以健康和养生为目标，也将促进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当利用，从而实现庄子所谓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精神自由。但是，受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国对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以物质科学的研究方式为主，而且这种研究模式根深蒂固，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新变化。事实上，西方人文学术界很早就已经觉察到科学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建立“精神科学”以对症下药。西方思想家认为，要摆脱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必须以“教化”来为精神科学的合法性辩护。黄小洲博士经过系统研究后指出：与狄尔泰一样，伽达默尔同样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真理与方法”。然而与狄尔泰相区别的是，伽达默尔不是诉诸一种认识论上的奠基，而是在本体论上重新援引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教化”来为精神科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因而伽达默尔的努力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奠基工作。伽达默尔曾经追问：“在整个科学领域中，‘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据有怎样的地位呢”？也就是说，伽达默尔想追问：精神科学有自己独立的真理要求吗？伽达默尔在他最杰出的《真理与方法》这部著作中一上来就提出“教化”（Bildung）这个概念，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一味地要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来为精神科学奠基，这种工作本身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科学的模式，这正是伽达默尔不满意狄尔泰的真正所在。精神科学应该回归到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包括宗教、艺术、形而上学、政治、伦理等）上来才能达到恰当理解。

我们看到，精神科学应当回归的人文主义的诸多传统，恰恰符合中医药的人文传统，且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事实上，伽达默尔虽然建立了自己的解释学，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但是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人文学术界，他所提倡的教化尚需要与现实问题的拓展性解决相结合。从伽达默尔针对的自然科学的遮蔽问题而言，中医药学应当是受益最大的中国学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影响尚未出现。因此，只有确立这个“精神科学”的解释原则，才能根本改变百年以来从自然科学研究和解释中医药的模式，充分发挥出中医药的原创潜力。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对科学的认知，进而提出对科学史、医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重新建构的历史性任务，并进而深刻改变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和对学术研究的时代性要求。

总的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面向全球，养生文化的教化体系亟待建立，这是一个化解疾病、化解矛盾和化解文明冲突的新路径。而从这一历史要求出发，确立中医药的“精神科学”性质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精神面貌，发挥其原创活力，并进而促进全球健康文明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