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尹志华：清末太监与道教

（原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19年1月第1期）

清朝定鼎北京后，宫中沿用明朝之例，设置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由太监充任僧人、喇嘛和道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的处分规定中，有关于“太监内如和尚、道士、喇嘛等”犯事如何惩处的规定。另，太监信修明(1878-1959)也说:“清初，宫中各庙有太监和尚、太监老道、太监喇嘛。”宫中钦安殿、天穹殿、斗姥殿、英华殿等都是道庙，都有“太监老道”。他又指出，“至道光皇帝，谕令僧道太监中之青年者还俗，拨各处当差。年老者听其终老，守本殿香火，此后不再传僧道徒弟。将各寺庙改为首领太监制，惟中正殿之太监喇嘛仍旧”。这意味着到了清末，宫中已没有充任道士的太监了。

本文将要讨论的清末太监道士，不是指宫廷中从事道士职业的太监，也不是指出宫后入道隐修的太监，而是太监中拜师皈依道教的那一部分人。

宫中太监捐助和修建寺庙道观，在明清时期相当普遍。信修明指出，“太监之习尚，咸欲修庙，以表忏悔之意”，“今生不如人(指受阉割)，希望来生脱此苦”，故以做善事来积功德。 太监为养老计，还在一些寺庙中建立养老义会。太监与寺庙住持协商，平时捐钱给该寺庙，出宫后可以在该寺庙中养老送终。在晚清以前，直接由太监住持的著名寺庙有北长街万寿兴隆寺、黑山护国寺等。

本文将要论述的太监入道，与太监捐助和修建寺庙、以寺庙为养老之地的传统，有继承关系，但也有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太监入道的宗教属性增强了，世俗目的退居其次。信修明认为，太监入道是“愿入清净之门，以求来生之福”。这个说法比较笼统，无法说明为什么要入道而不是皈依佛教。李养正从太监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特殊原因探讨了太监对全真道的认同感，其论述比较有说服力。

太监入道由零星现象转变为一种潮流，应归功于同治年间的太监刘得印(1845-1895)。刘得印入道之所以会起到榜样作用，一是他在宫中的地位比较高，并深受慈禧太后的宠信。二是他奉道虔诚。由于他对北京白云观的捐助非常大，因而被白云观奉为名义上的方丈，并任传戒八大师之一，在道教中享有崇高地位。这就意味着，入道是太监获得较高社会声誉的一个可行途径。三是他接管修缮了很多庙宇，创立太监道派，增强了太监的道教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并为入道太监解决了养老和安葬的后顾之忧。

刘得印，小名多生(一作多升)，直隶东光(今属河北)人。道光三十年(1850)，刘得印举家迁往京城。大概很小年纪他就当了太监，后其才识为怡亲王所赏识，入选内侍，赐名增禄，字德印(据碑刻题名所见，多作“得印”)。宫中习称“印刘”。咸丰七年(1857)入宫内升平署学戏。同治二年(1863)拨发储秀宫当差。后升至长春宫五品花翎总管。光绪二十年(1894)万寿庆典时恩赏三品顶戴，惠及三代。清末民初笔记《慧因室杂缀》载:“清慈禧后所宠用之内监，其先为安得海，后则印刘、李莲英、小德张三人。印刘之宠眷，实在张、李以上，以其早死，声名遂不甚昭著。刘为直隶河间府人，性机警，略通书史，于时局形势，颇能知其大凡。后在宫内，无可与语者，李、张辈不过承旨意，供使令而已，故尤乐与印刘谈。”

刘得印在拜师入道以前，已参与扶乩请仙活动。这种活动在清代社会各个阶层都十分盛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各设乩坛，决疑问卜或降演经书。清代的《吕祖全书》、《道藏辑要》即分别是由武昌涵三宫乩坛和北京觉源坛诸人以降神的方式编纂的。同治六年(1867)，刘得印等在地安门外清净寺设坛扶乩，“上仙赐名素云子”。

虽然已有“上仙”的眷顾，但刘得印拜师入道还要等待合适的机缘。很快这个机缘就来了。刘得印“于戊辰(同治七年)因奉差至白云观，适南阳张律师(张宗璿)阐教观中，一见相洽，殷勤展拜，执弟子礼甚恭，此师(即刘得印)皈依道教之始也”。

刘得印拜的师父张宗璿(1812-1887)，戒名圆璿，字耕云，号云樵子。系南阳玄妙观住持。 同治初年，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多次攻打南阳。张宗璿凭借玄妙观雄厚的实力，积极协助清军防守南阳。事后，清廷褒奖，颁赐玄妙观明版《道藏》一部。

由于张宗璿是当时少有的受到清廷赏赐的道教人物，故他在道教界中的威望迅速上升。当张宗璿于同治六年赴京领取《道藏》时，白云观道众乃敦请其担任该观方丈，并开坛传戒。次年，刘得印在白云观中见到张宗璿，即拜他为师，获道名“诚印”。刘得印对受朝廷赏赐的道士张宗璿，应该会有所耳闻，此番拜他为师，应该说是找到了“名师”。而张宗璿本来就跟官府关系密切，因而也乐于收太监刘得印为徒，以便借助其力发展道教。同治十年，张宗璿在白云观传戒，刘得印前往受戒，获戒名明印。

刘得印(诚印)拜张宗璿为师后，对白云观的护持不遗余力。其主要贡献有：为白云观数次传戒活动以及拓修后院捐助巨资;购买昌平上好田地十五顷，其租金供白云观燕九节、九皇会等节庆使用;重勒观中明清诸碑铭等。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刘得印的关系，白云观方丈与宫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说，连慈禧太后也皈依了道教，在白云观受方便戒(不用亲自到场，由李莲英代受)，道号广仁子。

信修明指出，太监“因为自己之身不如人了，有了钱财多发忏悔心，愿出资修庙、观、寺、院”。刘得印也是如此，入道后对修缮京城庙宇更是不遗余力。白云观方丈高仁峒曾告诉日本人，刘得印于宫廷内外威势赫赫，收入也相当多，多处创建寺观，一面为皇太后祈祷，一面扶植自家势力。《素云刘先师碑记》说，刘得印“凡见有旧庙废祠，无不力任筑削，务使气象重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一些庙宇的住持在接受刘得印资助修缮庙宇的过程中，鉴于自己无力经营，便将庙宇无偿转让或作价卖给刘得印。刘得印与太监同道由此掌握了二三十座庙宇，并将其改造成传衍太监道士法脉的道观。

刘得印最早修缮并接管的寺庙是青龙山狮子窝福慧寺，时在同治十一年。该寺的重修系刘得印与太监同道张诚善(俗名张善圃)、张诚五(俗名张用五)共同出资，三人并称“福慧寺住持”。光绪九年(1883)，三人又重修附近的翠微山双泉寺。翁同龢提到，光绪十二年十月初十，他“由东峰螺旋上至狮子窝，屋宇华丽，拟于宫殿，询之则内官印刘所建，而两张姓内官住持(原注：皆退养之人)者也”。次日，“过双泉桥，重修者刘德印也。过此即双泉寺，甚新，亦印刘所修”。

光绪四年，刘得印又参与购买和重修了宝金山玉虚宫。次年四月，该道观将“护法众善人等”列名刻碑，计有长春宫四品花翎总管李连英、乾清宫五品督领事佟禄(道名佟诚禄)、钟粹宫六品蓝翎首领高诚义、钟粹宫六品首领范诚启、钟粹宫七品首领张诚安、长春宫六品蓝翎总管刘诚印(得印)、长春宫七品首领孙理慎，以及广忠、高明山等 18 人。其中，张诚安、范诚启、刘得印、高诚义、佟禄等 5 人被尊为重修后的玉虚宫开山祖师。碑刻上还列有他们的徒弟崔信仁、孙信义等 10 人。此处李连英即大太监李莲英，他有一个道号“乐元”。

刘得印致力经营的另一处太监庙是位于蓝靛厂附近的立马关帝庙。光绪六年该庙住持道士王宗岳因年老，将庙宇交给众善人(即太监道士)接管，“李乐元(即李莲英)、刘得印等贰拾捌人等，共发宏愿，葺而新之”。

光绪八年，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开坛传戒，刘得印有 16 位徒弟前往受戒，其中 14 人填写的出家道观是立马关帝庙。可见，该庙已成为太监道士的重要基地。在该庙入道的太监自称“关帝堂”第几代传人，如太监陈泽川(道名修福)去世后，徒弟为其立墓碑曰:“关帝堂第六代上修下福陈公之墓。”刘得印对于他曾经扶乩请仙的清净寺，也一直眷念在心。恰遇该寺住持无力经营，他便接管下来，予以重修，改名宏恩观。宏恩观创建后，成为道教的一个“堂”，亦即有自己的传承谱系的一个道观。刘得印被尊为“宏恩堂第一代开山黄冠羽士”。

在刘得印的影响下，宫中有很多太监皈依道教。与他同拜张宗璿为师的太监有汪诚庆、高诚义、张诚安、范诚启等。其中高诚义(1838-1901，字连捷)于光绪八年(1882)受戒于高仁峒，在《登真箓》上列第 76 名。他五次担任白云观传戒法坛的“护坛化主”(即主持募集传戒经费)，两次担任传戒大师(分别任引请大师和引礼大师)，曾主持重修宝金山玉虚宫和琉璃河岫云观。高诚义于光绪二十七年去世，停厝白云观，葬于宝藏寺。又，宝金山存有范诚启墓碑半截，立于宣统元年(1909)，上书“霍山派范大宗师诚启之塔”。据前引光绪八年白云观全真律坛《登真箓》，范诚启有两名弟子前往受戒。

刘得印在太监中收有众多弟子。高仁峒于光绪十九年撰《宏恩观碑》，称刘得印“好道德，务修炼，受其教者数十人，再传者又多人”。其徒弟中，有著名太监崔玉贵 (1863-1926)。 崔玉贵道名崔信仁，直隶河间县崔张吉村(今河北大城县境内)人。进宫后，他在升平署戏班演戏，因功夫好而受慈禧太后喜欢，于光绪后期升任储秀宫二总管，授三品衔，赏蓝翎顶戴。光绪八年，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开坛传戒，崔玉贵前往受戒。《登真箓》载，他为第 77号戒子，“年二十岁(虚岁)，癸亥(1863)相，正月二十五日戌时生，系直隶河间县人，在顺天府长春桥蓝靛厂关帝庙出家，度师刘得印名下”。

由于入道太监甚多，刘得印倡议创立全真龙门岔派“霍山派”。据记载，光绪甲申(1884)秋，张宗璿“重赴白云观传法。j 门下弟子等因徒众人繁，叩请愿遵‘宗’字为第一代号”，开立霍山派。其派字诗为:“宗诚信崇绪，修善法德超。璿律传千士，智慧贯天高。耕兴龙门教，静参玄中妙。云度众生戒，万载尊师道。”此派字诗将第一代宗师的名“宗璿”和号“耕云”嵌于其间。前四代的字辈与龙门派相同，从第五代起才采用不同的字辈。霍山派的传播非常迅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高诚义门下其时已传至霍山派第5代。

刘得印为解决太监道士的身后安葬问题，决定专辟一块太监道士公共坟地。他经过踏勘，相中了位于颐和园西北数里处的金山宝藏寺。同治八年(1869)，刘得印会同李连英、刘进喜、陈进才、陈万福、汪诚庆等太监捐资重修，并接管了该寺庙。此次重修，时任江西巡抚也捐银一千两。光绪七年(1881)刘得印等在寺外“新建坟茔，地段分列三级”，面积极为宽广。 刘得印羽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七月初二日葬于金山宝藏寺。

刘得印去世后，宫廷太监在道教全真派传戒大师中的代表由崔玉贵和小张德担任。信修明说，刘得印“将法传与崔信仁。信仁字瑞堂，道号初真子，率领霍山派法徒数百名”。光绪二十八年，崔玉贵作为珍妃之死的替罪羊，被赶出宫，栖居于宏恩观。但没过多久，因庆亲王和慈禧胞弟桂祥的求情，慈禧太后又同意崔玉贵重新回到宫内。光绪二十九年春天所刻《兴隆寺碑》载，储秀宫总管李连英和崔玉贵各捐银一百两，资助维修兴隆寺。当年八月，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应邀至江苏淮安孚佑宫传授方便戒，崔玉贵以崔至仁的戒名担任传戒八大师之一的监戒师。光绪三十四年，白云观刘至融方丈开坛传戒，崔玉贵担任证盟师，成为律坛上仅次于方丈的大师。慈禧太后去世后，崔玉贵再次出宫，仍然入住宏恩观。民国元年(1912)，白云观方丈陈明霦发起成立中央道教会，崔玉贵以道名崔信仁列为道教会赞助人之一。

继崔玉贵之后的著名太监道士是小德张(1876-1957)，道名张绪英，天津静海县人。他的本名不详，在宫内太监里排兰字辈，名张兰德(一作兰福)，字云亭，自号祥斋。曾在升平署戏班学京剧武小生，技艺精湛，深受慈禧太后赏识。庚子事变中，一路随侍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回京后升任御膳房掌案。溥仪继位后，光绪的皇后成为太后，小德张升任宫廷总管太监。

随着小德张在宫内地位的高涨，他在道教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光绪三十四年，北京白云观刘至融方丈开坛传戒，小德张以张至英的戒名担任保举师。传统上保举师一般是由举行传戒的宫观的监院担任的。

小德张与白云观道士陈明霦关系密切，在宫时曾专请陈明霦为其当替身道士。宣统三年(1911)，陈明霦继任白云观方丈。进入民国后，陈明霦三次传戒。前两次传戒的《登真箓》笔者未见。1927 年陈明霦最后一次传戒，小德张依然担任保举师。小德张升任宫廷总管后，太监道士推举他担任金山宝藏寺住持。小德张鉴于此寺为太监道士坟地的“功德寺”，斥巨资进行修缮。其师弟姚兰荣(字孟山)亦捐银五千两相助。小德张在宝藏寺坟地为自己预先建造了坟墓，不过 1957 年他去世后未能葬于此地。 

小德张对道教的信仰谈不上虔诚。据其长孙张仲忱回忆，“他虽尊奉道教，但不蓄发，白云观陈方丈送来衣钵、戒牒、八卦道袍等从来不穿，亦不唪道经”。1933 年遇到未遂绑架事件后，深信因果轮回，转而皈依佛教。

清末入道的太监中，也有的不属于霍山派，比如被尊为北京白云观第二十一代监院的刘守智，以及被尊称为“厉大真人”的厉理宾。

刘守智(1849- ?)，戒名至智，字秋樵。光绪八年(1882)在北京白云观受戒于高仁峒。据前引该年传戒的《登真箓》，刘守智系京都顺天府大兴县人，在文安县东关外关帝庙出家，度师夏信龄，为全真随山派传人。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所载白云观祠堂神位中，称其为“白云堂上第廿一代监院上至下智秋樵刘大真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戒弟子范德寿所领受的《初真戒律》中，刘至智为传戒的提科师。刘至智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京郊柳村营建永安观，被尊为万寿兴隆观开山住持。光绪二十九年时，北海总管刘守智、掌仪司首领郭进祥担任万寿兴隆寺住持。可知刘守智也是清宫太监。北京白云观保存的刘守智画像，与刘得印画像一样，均无胡须，也可证明刘守智是太监。

厉理宾，可能即御膳房六品顶戴总管厉进才。今北京植物园退谷内有其羽化后的塔铭，题“厉大真人之塔”，两边有对联:“开山直接长春(即丘处机)脉，出世能还不老丹”。据塔铭上可以辨识的文字，“开山法师，山东沂州人也，姓厉氏，法篆理宾”。其住持的道观有宣武门内的显应观和退谷附近的广慧观。同治十二年(1873)，其徒弟关宗汉赴白云观受戒，《登真箓》上有记载，谓关宗汉年 22 岁，系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人，在本府宣武门内显应观出家，度师厉理宾。

综上所述，同治以降，在刘得印的引领和推动下，太监入道成为一股风潮。信修明甚至夸张地说，“全宫太监都成了老道”。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一是太监从生理和心理上对全真道的认同；二是太监以寺庙为养老之地的传统；三是领头入道者地位高，信仰虔诚，且有巨大的弘道热情；四是道教本身对太监的接纳和认可，并赋予其教内高级神职；五是最高统治者对太监入道的默许甚至支持，乃至自身亦皈依道教。最后一条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使太监能够在宫内公开地传道收徒，发展太监道士的法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