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东方哲学与文化》第1辑，文章内容有删节

道，是生命起源的原点，宇宙演化的本体，万物发展的规律。周所众知，自古至今的所有中外哲学，所要解决的无非是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宇宙和生命起源及演化问题，人们称之为哲学发生论；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与基础问题，人们称之为哲学本体论；三是社会与人生的理想问题，人们称之为哲学价值论。

教，是教化、教育。《说文解字》曰:“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属皆从教。”篆体的“教”，象以手持杖或执鞭，意味执政者手持鞭杖来施行他们的教育、教化，指导人们习礼学道。《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曰：“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王制》曰：“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

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指以“道”来教化民众的各种理论学说和实践方法。《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陶弘景《真诰》卷五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故道有大归，是为素真。故非道无以成真，非真无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见乎？是以为大归也。见而谓之妙，成而谓之道，用而谓之性，性与道之体，体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说人体自然与道炁合。所以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则同于道矣。”张君房《云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曰：“上古无教，教自三皇五帝以来有矣。教者，告也。有言，有理，有义，有授，有传。言则宣，教则告。因言而悟教明理，理明则忘言。既有能教所教，必在能师所师。是有自然之教，神明之教，此二教，无师资也。神明之教，义说则有，据理则无。正真之教，三皇五帝返俗之教，训世之教，宜分权实。且斯五教，启乎一真。自然教者，元气之前，淳朴未散，杳冥寂尔，颢旷空洞，无师说法，无资受传，无终无始，无义无言，元气得之而变化，神明得之而造作，天地得之而覆载，日月得之而照临，上古之君得之而无为。无为，教之化也。神明之教者，朴散为神明。夫器莫大于天地，权莫大于神明。混元气而周运，叶至道而裁成，整圆清而立天，制方浊而为地，溥灵通而化世界，蒸和气而成人伦。阴阳莫测其端倪，神鬼不知其情状。正真之教者，无上虚皇为师，元始天尊传授。洎乎玄粹，秘于九天，正化敷于代圣，天上则天尊演化于三清众天，大弘真乘，开导仙阶；人间则伏羲受图，轩辕受符，高辛受天经，夏禹受洛书。四圣禀其神灵，五老现于河渚。故有三坟五典，常道之教也。返俗之教者，玄元大圣皇帝以理国理家，灵文真诀，大布人间；金简玉章，广弘天上。欲令天上天下，还淳返朴，契皇风也。训世之教者，夫子伤道德衰丧，阐仁义之道，化乎时俗，将礼智而救乱，则淳厚之风远矣。噫，立教者，圣人救世愍物之心也。悟教则同圣人心，同圣人心则权实双忘，言诠俱泯，方契不言之理，意象固无存焉。”

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道教”,最早见于《墨子》。《墨子·非儒篇》谓儒者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誉大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可誉,非仁也。”在这里所谓的“道教”,就是“先王之道”,即中国古代传说的圣天子尧舜、禹汤、周公文王等实行的政治教化的准则。

诸子百家中许多人都曾经以“道”，来称呼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甚至佛教，都曾经由于各种原因自称或被认为是“道教”。儒家使用“道教”一词，将先王之道和孔子的理论称为“道教”。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曾把“菩提”翻译成“道”，因此也被称为“道教”。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正一道，自称为“道教”，取“以善道教化”之意。自此，其它各家为了以示区别，也就不再以“道教”自称，而成为正一道的专称。

一部五千余言的《道德经》，核心的内容是讲说大道。其中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万物之奥。”字里行间，反反复复，都是围绕一个道字，阐发道的精义，那么，什么是“道”呢?

老子的道论是把这三个哲学问题合在一起加以探讨。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于此，中国哲学的宇宙发生论基本模式便奠定了。他说：“道者，万物之奥。”“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由之，中国哲学的体用论而具雏形。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此，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论也正式建立。道，不仅成为道家、道教的最高信仰，亦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最高真理的代称。从古至今，多少圣贤志士都毕生竭力于求道、学道、闻道、得道、悟道、体道、行道、宏道，为的是使人生变得更有价值，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可以说，老子建立了一座道的丰碑，诸子百家环绕而敬仰之，得大道之滋润，用大道而生辉。换言之，老子的道论是超乎学派的，没有封界的，一切愿意穷根究底和需要安身立命的人们，都可以到大道里面去寻找答案。

道，始源于五千余年前的黄帝时期，考古学上新石器时期的晚期，因此保留着母氏社会的痕迹。老子《道德经》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也就是说，生养天地万物的谷神（道）是永恒长存的，这叫做玄妙的母性。玄妙母体的生育之产门，这就是天地的根本。谷神、玄牝都是与生殖崇拜女性有关的生命意像，深藏在道学的深层结构里，而与“道”的本体、特质与根源相互表里。

原始初民性与生殖崇拜，表现为男女生殖器及其象征物崇拜，男女交合及生殖繁衍崇拜，以及动物交合崇拜等等。周予同《孝与生殖崇拜》曰：“所谓生殖崇拜，实是原始社会之普遍的信仰。盖原始社会，知识蒙昧，对于宇宙间一切自然力，每每不能求得合理的解释，而遽加人格化。他们对于产生生命之生殖力,认为不可思议,因与以最高的地位,而致崇拜，其实很普通而自然。基督教的十字架，埃及的金字塔，都是西方古代民族对于一种性器官象征之遗留的痕迹。中国古代民族亦离不开这种信仰，他以人间方法来比擬宇宙，于是以天、太阳、山、丘陵为男性生殖器，以地、月亮、川、谿谷为女性生殖器，而加以崇拜，于是产生祭天地、祭日月、祭山川等等仪式。其后民智稍微进步，于是由具体的而趋于象征，造作代表男女性器官之抽象的标识，如八卦之根本的符号乾与坤。其后民智又稍稍进步，于是由象征的标识而另与以名词，如《易》的阴阳、乾坤、刚柔等等。”

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所绘画的花卉纹中，许多都是女阴的象征。如河姆渡彩陶的“叶形纹”，庙底沟彩陶的“叶形圆点纹”，秦壁村彩陶的“花瓣纹”，大墩子彩陶的“花卉纹”等。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及卢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以为皆是女阴的模擬。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彩陶，有以抽象鱼纹对偶而构成的女阴形，乃远古先民以鱼象征女阴，以祈有若鱼之生殖能力。

《老子》所提到的“玄牝之门”，认为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人类对大地的崇拜，就象原始时期对女性母亲的崇拜一样，所以在我国古代的文献《周易》中才会有“坤为地，为母”，“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的解释，也是对上古时代“以地为母”思想的哲学总结。郭沫若先生指出:“知祖妣为牡牝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盖上古之人，知母而不父，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牡牝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之俱来。其在西方新旧石器时代之器物，已有发现，足证此事之古远。”“示乃牡神，亦有以牝为神者。盖古人于内外皆有祀，祀于内者为宾，祀于外者为方，犹牡者祀于内者为祖，祀于外者为土（社）也。”人类正是在对各种自然物和自然力崇拜的基础上崇拜土地，因而把它视为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共同崇拜的祖先即“始祖母”，尊称之为“大祖母大地”或“大地大祖母”，亲敬地省称“地母”。正如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等所总结的：“土地为万物的负载者……因此出现了地母崇拜。原始社会的妇女偶像不仅是对妇女的尊敬，也是土地、生育的象征”。

那么，由不死的“谷神”化生的“玄牝”，又是指什么？据郭沫若、徐梵澄等解释.就是指女性的性器官。郭沫若先生指出，“牝”“妣”等指母性、雌性、女性的字汇，它的主干“匕”字指的是女性的生殖器。“盖以牝器似匕，故以匕为牝若牝妣。” 马叙伦先生指出，“匕”跟“也”实在是一个字，原为象形文，“牝”字指女阴就因为“匕”象“也”。吕思勉说：“玄者，深远之意。牝，犹后世言女，言母，物之所由生，宇宙之所由生，故曰玄牝。” 徐梵澄先生说“玄牝”出于《黄帝书》，象征“阴”，“推至远古，则生殖崇拜也”。张荣明强调这种联系的思想价值，他说：“把原始、粗俗的生殖崇拜同孕育万物的天地挂起钩来”，使其“显得神圣庄重、高深莫测”；而这正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种颇为奇特的返祖现象”。由此亦可说明，原始道家的根柢是深深地扎在阴阳互抱的思想中。

阴阳是中国哲学中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奠定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核心要素。道家认为，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关系。它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古代先民在对宇宙的观察与体悟中，观察到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联的大自然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便以哲学的思想方式归纳出“阴阳”这一概念。

道家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的化生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宇宙自然界，事物的形成规律亦是如此。天之阳气下降，地之阴气上升，阴阳二气交感，化生出万物,并形成雨雾、雷电、雨露、阳光、空气，相互交感，天地万物、亿万生命方得以产生。所以，如果没有阴阳二炁的交感运动，就没有自然界，就没有生命。可见，阴阳交感又是生命活动产生的基本条件。
　　阴阳对立即指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如上与下、天与地、动与静、升与降等等，其中上属阳、下属阴，天为阳、地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升属阳、降属阴。而对立的阴阳双方又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如上为阳、下为阴，而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热为阳、冷为阴，而没有冷同样就无所谓热。所以可以说，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每一方都以其相对的另一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这就是阴阳互感。

英国李约瑟博士曾综合诸说论述阴阳的起源。他说：“从文字学的观点看来，阴阳二字定然各自与黑暗和光明有关。阴这个字可图解为山（之影）和云；而阳，如果它不是象征着一个人手中端着中央有孔的玉盘——此种玉盘乃是天的象征，众光之源，而且很可能原是最古老的天文仪器——那么，它就是表示斜斜的日光线，或在日光之下飞扬之旗帜。按Granet说，阴令人联想起寒、云、雨、女性，以及里面和黑暗（譬如貯冰以度暑之冰室）；阳令人联想起日光、炽热、春秋两季、男性，也许还会联想起祭典上踊舞者之雄姿。”

关于阴阳的起源，学术界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并提出许多观点。顾文炳认为阴阳的观念出自结绳记事，他说：“传说中的伏羲氏，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绳石并用的时代……结绳而治促进人们对知识与思维能力的增强。八卦的来历,也可能受启于绳索上的结头。- -，一，一是打了结的绳索。一是不打结的绳索。正是由于最简单的符号形式，复合演变出复杂神妙的阴阳体系。”由于上古无文字，于是人们结绳以记事。《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疏：“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结绳记事是被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虽然目前末发现原始先民遗留下的结绳实物，但原始社会绘画遗存中的网纹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网坠等实物，均提示出先民结网是当时渔猎的主要条件，因此，结绳记事作为当时的记录方式具有客观基础的。

阴阳观念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极其深厚。凌纯声先生说：“古代崇拜性器不仅敬祀祖先，崇拜天神地神，亦以男女性器代表阴神阳神。中国人崇祀神鬼，祈求赐福保佑，能使阴阳调和，而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繁衍，六畜兴旺。所以这一阴阳哲理是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本源，且其影响及于整个太平洋区域。”此正如郭沬若先生屡屡强调的，作为汉族人民最重要的祖先崇拜，是自然崇拜的扩大，生殖崇拜的延长；而生殖崇拜的核心便是阴阳二性及其器官的神秘和崇高，而且它可以扩延到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影响，参与着人类与自然或幻想或真实的能量交换。

美国卡普拉博士相当准确地把握到这种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他说：“这对阴和阳是渗透中国文化的主题并决定了传统中国的所有特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人非常熟悉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季节的变化。他们从生物界生长和死亡的现象看到了阴和阳、寒冷黑暗的冬天与光明炎热的夏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阴阳具有深潜而强大的生命力，经过阴和阳的调和运化，生成万物。

 古代人们的阴阳观念，与陶器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阴阳二字和陶器本身含有光的向背之意，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彩陶的不同纹饰中，当时人们已经用不同的色彩表现出了阴阳观念。阴阳观念本起源于古代人们的空间观，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表示世界上互相对立、互相联系的两种力量或事物。其实这种观念早在彩陶文化中有着直观的形象表述和具体的展现。

让人惊叹的是，黑白比例是如此完美，它不是展现在平面上，而是载附于立体的器物上，古人是怎样做到的？为什么他们要绘制如此标准的圆符？《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中国哲学中的“道”“器”范畴的起源，首先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用器物，由其最基本的实用功能逐渐升华，从而引导出形而上的超现实的意义。彩陶的圆形纹饰，正是形象的展示了虚与实、阴与阳、道与器的内在联系。阴阳法则的确立，说明原始道教已经摆脱了宗教巫术的束缚，进入了一个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并产生了四象、八卦、太极等新的思想成果。

 从现有考古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对阴阳观念有了完整的认识和系统的表述。据顾文炳介绍，甘肃境内曾出土过一件“双龙古太极图”陶钵，其年代测定为距今六千年左右，现藏瑞典远东博物馆。如果这件陶器不可靠，那么山东宁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骨质梳子上的图案，却是铁证，证明当时已经有了阴阳观念。此外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当时建筑物的木榫结构的实物，充分地说明当时就已有了明确的阴阳观念，并可以驾轻就熟地将其原理运用于各种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之中。

道教奉黄帝为始祖，奉老子为道祖。张君房《云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曰：“上古无教，教自三皇五帝以来有矣……天上则天尊演化于三清众天，大弘真乘，开导仙阶；人间则伏羲受图，轩辕受符，高辛受天经，夏禹受洛书。四圣禀其神灵，五老现于河渚。故有三坟五典，常道之教也。”杨文安《进读老子讲义》曰：“道家者流，其来最远，爰自黄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传，战国时列御寇、蒙庄之徒和其说。”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道教》：“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学。”明代道士朱权曰：“我道祖轩辕黄帝，始创制文字，制衣服，作宫室，制器用，而人事始备。今九流之中，三教之内，所用之文字，所服之衣裳，所居之房屋，所用之器皿，皆黄帝之始制，是皆出于吾道家黄帝之教焉。”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代表，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根的象征，获得了其他任何传说或史实中人物无法取代的崇高地位。按《史记·五帝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又是中国田野考古最早发现和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时间上推算，炎黄时代可划归距今6000～5000年之间，而仰韶文化的上限为距今7000年，下限为距今5000年；从文化内涵分析，文献记载的“黄帝时有釜甑”“始制轩冕，垂衣裳”、铸铜、筑宫室等，均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得到了印证。这说明将炎黄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对应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广义上讲，仰韶文化之外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均可概括为炎黄时代文化。　
　　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以及颛顼、帝喾等，个个都是天生异禀、可以交通鬼神的人物。如《竹书纪年》说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篆字,以受轩辕,接万神于明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