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道学文化的深远追溯与多维探索——“第四届昆仑高峰论坛”综述

77人




A Far-reaching Trace and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Daoist Culture—Summary of "The 4th KunluiSe nmit Forum"


谢徐林


2019年9月19日至21日,“第四届昆仑高峰论坛”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和南京大学道学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支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辅仁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韩国江陵原州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各届嘉宾约70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徐小跃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道”的思想,“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学的最高本体和基本价值取向,中国的道学文化充分彰显了重生命、重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特征。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设立分题召集人的模式,各组议题紧扣当前道学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以鼓励跨学科、可持续的深度研究,又有效促进了学术争鸣。与会学者们围绕原始道教、道家思想、道教与丝绸之路、海外道学、丹道与养生等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一、关于道教起源的争鸣

虽然作为高度组织化宗教形态的道教出现得较晚,但道学文化早已根植于远古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与习俗之中,与华夏文明同本、同源。随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多文化遗址的深入发掘,学界正有意识地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图像学、神话学等方法重新审视早期道教史的书写。

李远国、李黎鹤《论原始道教与仰韶文明的关系》一文通过考察对比大量古文化遗存,提出原始道教应始于新石器时代,其诞生是基于仰韶文明的发达。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已反映出阴阳、四象、五行等思想以及早期的太极图、八卦图等。作者认为当时宗教的形态已相当成熟,有了专门的宗教祭坛、主持祭祀的巫师教团和比较成熟的宗教理论,并出现了对黄帝、炎帝等祖先神的崇拜,凡此种种现象说明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诞生了道教。

考古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将仰韶文化与炎黄时代相对应,因文献中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大多可以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得到印证。张泽洪教授《道教黄帝信仰的再考察》指出道教一直推尊黄帝为宗,其对黄帝信仰的建构贯穿了道教史的始终。作者全面考察了道教神仙传纪、斋醺法术、五方五帝观念、丹道医学中的黄帝崇拜,指出黄帝在道教历史、经典与信仰中所具有的多维度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在黄帝之后,老子也被推尊为道教之祖。萧登福教授《试论道教起源兼论老子与道教的关系》一文认为,道教随华夏文化、习俗而自然形成,原无创教教主与创教年代。张道陵创教之说本出于佛教徒贬抑道教之辞,逐渐“积非成是”。作者经考证认为,在老子时代道教的科仪及修行法门均已存在,而春秋以后道教的发展莫不与老子息息相关,因而视老子为教主在情感上亦是可行的。李刚教授《燕齐、吴越文化与道教》一文则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探析道教的早期历史,认为道教史从方仙道开始书写是能够成立的,燕齐神仙文化孕育的方仙道实为目前所知的道教最初形态,其精神遗产又被同样具有燕齐文化背景的黄老道所接收。同时,燕齐文化自古与毗邻的吴越文化有密切的交流互动,正是二者的相互浸润推动了早期道教的发展。

追溯道学文化在华夏早期历史中如何发生,不仅应充分利用地下的文物,也可以借鉴天上的“文物”。易宏《华夏天道信仰与道家思想萌芽与初成的几个节点略探——以岁差圈附近星名星象为线索》一文别出心裁地以岁差圈为主要线索来解读华夏星斗崇拜和天道信仰,从而考定了道家道教思想起源与发展的几个重要时代节点。比如,华夏星斗崇拜与天道信仰很可能萌芽于天北极接近七公一、二之时,即大约11000年前;天北极的发现,和近乎可以互训的太一、道、太极等概念的形成,很可能在北极位于左右二枢之间时,即大约6000年前;道书中关于北斗第六星开阳之别名北极的记载,能够与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的天文现象相印证,这是《道藏》文献价值极高的又一力证。沈文华《北斗信仰:中国天人关系的一项重要建构》则梳理了北斗信仰的长期发展历程:从“魂归北斗”到“持人命籍”不断演变并在宋元成型为九皇——斗姆信仰,认为道教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朝真礼斗”科仪与其他北斗道法提供了独特的人天交流方式。

几位学者围绕道教文化起源、道教与华夏文明关系等热点问题的探讨,是对上一届论坛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推进。他们的视角、材料各具特色,观点差异比较大,却相互砥砺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展开,有利于在不断争鸣中逐渐形成共识。

二、《道德经》思想新诠

远古华夏文明中丰富的道学文化因子,最终以文本形态凝结在了老子《道德经》中。此后,道学文化的历史逐渐由混沌走向了清晰,无论是先秦道家学派、东汉以后的道教还是隋唐以后兴盛的内丹学,无不把《道德经》作为核心经典,并不断从老子所建构的系统性道论中汲取精神资源。

詹石窗教授《论“惟道是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诠释》一文反思老子思想的诠释史,认为对“道论”的领悟乃读懂《道德经》的关键所在。作者探析“惟道是从”这一老子道论的关键命题,认为理解它必须从“孔德”概念的领悟入手,人只有通过修道而进入虚灵状态,才能感通大道造化之机从而顿悟“众甫”的奥妙。戈国龙研究员《《道德经》第73章释读》则主要从修行的角度对老子之“道”做了别具一格,富有启发性的诠释。作者通过对第73章的详细释读,展示了其研究《道德经》的总体思路。

老子之道既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又提供了一种身国同构的应世智慧,其“以道化天下”的理想实渊源于中国上古政治文化。王文东教授《帛书《老子)“上德”说之君德论及其意义》主张帛书《老子》的“德”与上古制度层面的禅让制、思想层面的公天下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上德”说的主旨是讲君德,其意义在于以“道”“德”来指引或规范政治权力。当怀抱政治理想的黄老学在汉武帝之后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转化为宗教化的黄老道,《道德经》依然是推动这种转变的枢纽。陈霞研究员《论《老子想尔注》对《老子)之“道”的神学化阐释》一文富有条理地论证:《老子想尔注》原本就没有打算对原文忠实地做“注”,其实质是注者按照其主观意愿“托遣”《老子》,把道家的哲学著作改造成了道教的宗教经典,为道教的形成与传播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正是老子思想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激发了历代道家学者通过诠释《道德经》来表达自己的修道见解,并呼应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刘固盛教授《论李道纯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一文归纳了李道纯《道德会元》的思想特质,认为其解《老》体现出道教南北二派的立教宗旨,即主张性命双修、三教会通;同时其注文虽着意于道教性命之学,但修齐治平、日用平常之道同在其中,表现出鲜明的应世倾向。而这一点是以往讨论李道纯的老学时较少为学界注意的。

三、道教与丝绸之路

本次论坛的举办地兰州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丝绸之路是多民族、多宗教汇聚的舞台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外来宗教多借助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曾经由丝绸之路向西域传播。挖掘丝绸之路沿线的道教文化资源,无疑对西北道教史乃至整个中国道教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汪桂平研究员《河西走廊与道教文化传播》一文梳理了道教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传播特点及其历史兴衰,指出道教传播对于丝绸之路具有独特的意义,不仅在乱世中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也在接引或对抗外来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代全真道曾在西北地区广泛传播,刘一明则是当时全真龙门派在西北地区的标志性人物。刘永明、吴华锋《磨炼干般,火中生莲:刘一明著作中的西北修道者》对其著作中16位西北修道者的事迹进行了初步整理和介绍。这些记载是西北道教史乃至整个中国道教史上的珍贵资料,也很难从其他著述中找到。

从华夏浓厚的伦理文化土壤中孕育的道教,其信仰者常以家族的形式存在并在道教传播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贾来生《元代巩昌陇右王汪氏家族的道教信仰考略》一文考察了元代陇右地区汪氏家族历代的崇道事迹,认为他们以地方豪强身份大力资助道教发展并带动了地方士绅,自然而然改变了陇右乃至丝绸之路沿线在吐蕾占领以后佛教盛行的局面,使全真道得以大力向西传播和发展。丘处机万里西行、“一语止杀”,一直是丝绸之路上道教传播的干古佳话。吕锡琛教授《丝绸之路上的弘道伟业——论丘处机对成吉思汗传道及其意义》细致分析了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敦请他传授养生之道的机缘,如何以道家身国同治、济世安民等思想进行道德劝诫,一定程度上促使成吉思汗调整了武力征伐的既定策略,开启了文化融合之旅。这在国际冲突加剧、文明碰撞常存的今天,依然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四、海外道学文化传播

一种文化在他国的传播与发展,必然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在地化”与异域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道教注重多元和谐的强大包容性,使得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各富特色的道教文化生态,由此道教也得以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

李丰楙教授《以教之名: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一文基于作者长达六七年的实地调研,从“节俗信仰”的角度考察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指出马华社会正在发展中的“教节一体化”是因应于多元种族、文化、宗教的社会处境。在“以教之名”的共同趋势下,道教亟需以节俗为文化载体来“联合”杂散且多的神庙,以成为马华社会共同的文化资源。通过把马华社会的宗教文化样态与台湾、港澳地区相对比,作者肯定了这一事实:华人宗教者实为独特的宗教型态,其内涵、形式上的“不一致性”正可作为检验宗教学理论的良好范例。

渊源于华夏的道学文化,实际也浸润、塑造了整个东亚文明。金白铉教授《21世纪韩国新道学的课题》认为,韩国的仙文化、日本的神文化分别吸收中国道文化而形成了仙道文化、神道文化。以此三者为中心的道学文化,堪称东方文化生命之母根。作者紧扣这一观点阐明了21世纪韩国新道学的三个课题:神仙思想之渊源与韩国仙文化、老子之道与东学之天道、21世纪韩国新道学——新东道西学妙合论。华人聚集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相关历史遗迹十分丰富。詹杭伦教授《新马海上丝绸之路的五大道教历史符号》一文指出,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需要借助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以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作者实地考察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社会的五大道教历史遗迹:新加坡天福宫、马来西亚柔佛古庙/广肇会馆、马六甲青云亭、吉隆坡陈氏书院、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并从其牌匾、对联、碑刻等珍贵历史文物中精选出5副对联来概述其历史文化内涵。

如果说道学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常常靠华人的迁徙和移民来推动,其在欧美地区的传播则更多依靠道家道教经典的译介和诠释,《道德经》的译介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荷兰学者戴闻达的英译本曾在英语社会有着极高的影响力,刘玲娣《略论戴闻达的(道德经)英译和研究》将其置于《道德经》西译史中来考察其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指出这部作品充分借鉴了民国学者的研究,以对《道德经》文本的“批判性重构”而独具一格。在简帛《老子》出土后,戴闻达对传世《老子》文本的处理及相关论断已失去原有的光彩。但作者强调,透过戴闻达译本我们既能看到《道德经》西译的历史性进步,也能发现某些规律性局限,从而为今天更好地研究和传播《道德经》提供了借鉴。

本届论坛围绕道学文化几个重要议题作了多维度的开拓性探索,尤其是“道教起源问题”和“海外道学文化传播”两个特色专题,在时空两方面拓展了道学研究领域。经学者们的深度挖掘和观点交锋,道教起源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宗教起源的探索和对华夏文明的重新诠释;“海外道学”为本届论坛的新设议题,可大大拓展昆仑高峰论坛的视域和海外影响力,今后或将成为常设专题。总之,作为每年举办的道学高层次论坛,“昆仑高峰论坛”团结道家道教学者和相关人士,勇于探索,不断开拓创新,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简介:谢徐林,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