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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郭武:“炼道入圣”与宋元道教“度人”方式之变迁

作者:郭武

发表时间:20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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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炼道入圣”,是早期内丹修炼强调的一个阶段,其词首见于唐末道士施肩吾撰 《西山群仙会真记》,后来南宋曾慥编 《道枢》亦曾袭用其说。关于施肩吾, 元赵道一编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曰:

施君名肩吾,字希圣,号华阳,睦之分水人,世家严陵七里濑。少举进士, 习  《礼记》,有能诗声。趣尚烟霞,慕神仙轻举之学。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初,希圣遇旌阳授以五种内丹诀及外丹神方,后再遇吕洞宾传授内炼金   液还丹大道,于是终隐西山……琼山白玉蟾跋 《施华阳文集》云:  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钟离权传之吕洞宾。吕即施之师也。

 由上可知,施肩吾曾师从许旌阳、吕洞宾等人,得传外丹神方与内丹之道,并留有《施华阳文集》等著述。而吕洞宾的内丹之学则来自钟离权,其说即被后世道教内丹尊为正宗源头的 “钟吕金丹道”,其法经过金元全真道的弘扬而流传至今,在道教内部有着巨大的影响。现存 《道藏》中的内丹修炼典籍,有署 “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述、纯阳真人吕岩洞宾集、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传” 的 《钟吕传道集》,从中可窥“钟吕金丹道” 内丹之学的概要。至于 《西山群仙会真记》,在 《道藏》中署 “清虚洞天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撰,三仙门弟子天下都闲客李竦全美编”,盖属发扬钟吕学说的 《施华阳文集》之一部分。清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存目》著录 《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并有叙录曰:

旧本题  “华阳真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圣,洪州人,唐元和十年进士,隐 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为仙去。此书中引海蟾子语,海蟾子刘操辽时燕山人,在   肩吾之后远矣,殆金元间道流所依托也。其书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识道、识  法、识人、识时、识物,曰养生、养形、养气、养心、养寿,曰补内、补气、补   精、补益、补损,曰真水火、真龙虎、真丹药、真铅汞、真阴阳,曰炼法入道、 炼形化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炼道入圣。其大旨本于 《参同契》,附会 《周 易》,参以医经,戒人溺房帷、饵金石、收心敛气、存神固命,有合于清净之  旨,犹道书之不甚荒唐者。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关于 《西山群仙会真记》卷数、篇目的记载,与 《正统道藏》本相同。所谓 “殆金元间道流所依托” 之疑,盖与此书曾经为后人编纂有关。考该 书之主旨,实与  《钟吕传道集》一脉相承,其篇目纲要、基本内容由施肩吾本人撰成当属无疑。由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叙录,可知 《西山群仙会真记》有 “书凡五卷,卷各五篇” 这样一个编排特点,而 “炼道入圣” 则属其第五卷之末篇,与“炼法入道” “炼形化气” “炼气成神” “炼神合道” 四篇共同组成了此卷的内容。关于其编排特点,施肩吾曾在 《西山群仙会真记·序》中解释说: “一集五卷,取五行正体之数,每卷五篇,应一炁纯阳之义。”也就是说, “五” 之数实有着特殊的含义和神秘的功用。由此,可知 “炼道入圣” 乃是与 “炼法入道” “炼形化气” “炼气成神”“炼神合道”同样重要的内容,属于一个完整的内丹修炼过程中不可舍弃的阶段。








 在 《西山群仙会真记》卷五诸篇里,《炼法入道》主张超越各种传统的 “旧法”如房中采补、烧炼外丹、胎息闭炁、坐忘内观以及  “开顶缩龟、住山识性、烧炼看读、布施供养” 等,要求人们从以往各种修炼方法中发现 “阴阳相交相合” 的成仙之 “道”,其主旨实是为了批评各种 “旧法” 而确立 “新道” ( 内丹)  的权威,这在内丹修炼兴起不久的唐末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而《炼形化气》 《炼气成神》 《炼神合道》三篇,则阐述了内丹修炼的 “炼形化气” “炼气成神” “炼神合道” 三个阶段,其说与 “钟吕金丹道” 及后世全真道的相关典籍所言大同小异,兹不赘述。至于 《炼道入圣》篇,所言则为 “炼神合道” 以后继续积累功德、待诏升天的阶段。所谓 “圣” 者,在汉语里有 “最崇高” 之意,由此可见此阶段属于内丹修炼的最高境界。《炼道入圣》篇曾引 《洞天语录》言:  “夫修养真气,真气既成,而煅炼阳神。阳神既出,得离尘世,方居三岛。功成神迁弃壳,须传流积行于人间。行满功成,受   紫诏天书,而居洞天矣! ” 又引 《稚川受道记》曰:

道成之人,不可不传,传之非人,祸及七祖,得人不传,灾临己身。

 这里所说的 “传流积行”,是指继续留在人间传播道教的内丹修仙方法,而 “不可不传” 则表明了此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大概是为了弘扬道法、发展道教的需要,因为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一方面相互融合,另一方面相互争  胜,而发展信众、扩大影响则是三教在各个时期的要务。事实上, 《西山群仙会真记》的这种说法,乃是唐代 “钟吕金丹道” 的一贯主张。《钟吕传道集》曾言 “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又详述各种 “仙” 的基本性质与得成途径,如述 “地仙”、“神仙” 与 “天仙” 曰:

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  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  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  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洲,五  行颠倒,气传子母而液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下田,炼形住世而  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

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  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  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地仙厌居尘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神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 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   厌居洞天,效职以为仙官:    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   之界。

 这就是说,完成 “炼形化气” “炼气成神” “炼神合道” 三个阶段之修炼者,至多不过成为 “地仙” 或 “神仙”,唯有完成 “炼道入圣” 阶段修行且 “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 者,方能成为最高级的 “天仙”,并有资格成为 “仙官” 甚至 “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这样一种说法,对修炼有成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 “人间有行” 的主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道士只追求 “度己” 忽视 “度人”,而要求 “传道立教”,有利于道教教团的不断扩大。在这个意义上, “炼道入圣” 阶段及其 “人间有行” 的主张,也可谓是内丹道团的一种 “度人” 方法或 “传教” 方式。前述全真诸子之 “异迹惊人” “畸行感人” “惠泽德人” 等弘道传教、济世度人的行为,当与“钟吕金丹道” 的这种 “度人” 精神有关系。

不过,《钟吕传道集》对于 “传道人间” 并未展开论述,而 《西山群仙会真记》关于如何在世间传播道法的讨论,也仅谈到了 “舍施”、 “信金” 与 “盟誓” 等问题。《炼道入圣》篇曾引 《西山记》言: “所为舍施者,表其受道之人诚心也。大则舍一身,中则舍儿孙,下则舍田宅。上则舍施于有道之人,中则舍施于有法之人,下则舍施于有术之人也。” 又引 《茅真君戒》曰: “传道之人,必欲与先圣立教,遇有志之士,勿谓无信金而不传,遇无志之士,勿谓得信金而强与,非特坠教坠道,而又彼此皆无益也。” 并解释收取 “信金” 订立 “盟誓” 的原因说:

 玉真人请益元德真君曰:   “上仙入南洲,传道立教,必欲立盟誓,出金玉者,何也? ” 真君曰:  “盖南洲之人,孽重福薄,不信天机,轻命重财,愿为下鬼,若不立信金,彼必有反虑,若不设盟誓,彼必轻泄,故取之以金,表其不变。” 

此类要求受教者甘于 “舍施”、交纳 “信金”、订立 “盟誓” 的 “传道立教” 做法, 对于考验入道之人的诚心、保持修炼队伍的稳定是有益处的,但这种 “门槛” 似乎也会有碍于 “度人” 的发展、教团的扩大。加上 “天仙” 的境界颇为高远而很难达到,以致吕洞宾曾说:  “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以, “炼道入圣”阶段在后世道教的内炼典籍中较少被提到。南宋曾慥编纂  《道枢》时,尚且提及这个阶段言: “功成神迁,已弃其壳,尚须积行于世,俟其行满功成,然后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此吾所谓炼道入圣者也。”到了金代全真道创立后,丘处机述 《大丹直指》虽有 “弃壳升仙超凡入圣” 阶段,但也仅以 “炼精为丹而后纯阳气生,炼气成神而后真灵神仙,超凡入圣、弃壳升仙而曰超脱万万世,神仙不易之法也”来总结全书,而再没有关于积累功德、待诏升天的 “炼道入圣” 言论了。考察明清时期有关内丹修炼的著述,也未再看到 “炼道入圣” 这个阶段,可见此说应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一种宗教,道教自创立伊始就已具有浓厚的 “度人” 精神,这从列于 《道藏》之首的经典题为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 简称 《度人经》) 即可窥一斑。

《度人经》既宣扬 “仙道贵生”,又主张 “仙道贵度” 和 “无量度人”,这表明道教的追求实际上同时包括 “度己” ( 仙道贵生) 与 “度他” ( 无量度人)  两个互不矛盾的方面。围绕着这两个互不矛盾的方面,道教展开了其一系列的丰富内容:    既有精深的思想理论,又有庞杂的行为仪式,既指向个人的信仰追求,又指向社会的服务功 能,既迎合上层精英口味,也面对下层大众需求。粗略地说,其成仙信仰及相关修炼  多属 “度己” 之列,而斋醮科仪及符箓法术则多作 “度他” 之用。经过革新传统成仙信仰及相关修炼方法而来的唐代 “钟吕金丹道”,虽然多有 “度己” 之色彩,但其“炼道入圣” 的主张却也显示了 “度他” 的愿望。

自称宗承钟吕的金元全真道,虽然深受钟吕之 “度他” 精神影响,但却又未继续倡扬唐代的 “炼道入圣” 说法,究其原因,可能与该说之 “度他” 范围不够广泛, 以及 “舍施” “信金” 之类有碍教团扩大有关。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金元乱世, 全真诸子之 “度人” 目的,与钟吕之追求 “天仙” 境界不同,其更为关心的,是世俗社会中普罗大众的疾苦。史载丘处机在西行返回中原的途中,曾这样告诫众弟子:

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 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丘处机真可谓一位杰出的宗教家,他看到了道教发展的大好机会! 事实上,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宗教,道教之发展不仅与自身的理论学说、修行方法等内在因素  有关,而且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关,依赖于当时人们希望解脱来自社会、心理、生死  等方面压力的 “受度需求”。丘处机所看到的 “居无室、行无食” 等景象,不仅是当时人们所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之体现,也蕴含了他们强烈的 “受度需求”。而弟子们在他的教导下,纷纷在返回中原后奔赴各地、立观度人,如李志柔  “恪遵玄训,于是始建长春 ( 观) 于漳川,奉天 ( 观) ﹑栖真 ( 观) 于大名……其门弟诸方起建大小庵观二百余区”,宋德方在编纂 《道藏》的同时, “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晋, 凡四十余区”, 赵志渊则在 “大名﹑ 磁 ( 州)  ﹑ 相( 州)  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一时间,即令全真道教团的发展进入了高潮,以致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丘处机及其弟子们践行的 “立观度人”,不仅拯救了大批生灵、救济了大众疾苦,同时也促进了其教团组织的巨大发展。虽然作为道士隐居修行之所的 “道馆” 在六朝时期就已出现,但道教庵观之真正成为道士生活不可或缺的居所,却是在主张“出家” 制度的全真道创立之后,如王重阳 《立教十五论》首论即为 “住庵”,其言: “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炁神和畅,入真道矣。” 由此,可见 “立观” 对于 “度人” 之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全真祖师王重阳在 《立教十五论》的第十二论 “圣道” 中,并没有引述唐末 “炼道入圣” 的内容,仅言: “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 这种语言的 “简略” 或 “忽略”,表明全真道在创立之初,即已试图放弃传统丹道的 “炼道入圣” 说法,而采用另外一种模式的 “度人” 方法。丘处机及其弟子们的 “立观度人”,不过是沿其祖师王重阳的思路而走下来的。与唐代 “炼道入圣” 所倡 “舍施” “信金” “盟誓” 之类要求颇高、单传秘授的形式相比,全真道的 “立观度人” 可谓一种适应大众、公开普及的方式,或曾受到过佛教 “出家” 制度的影响,也可称之为 “大乘” 模式。这种模式的内容之一,是通过 “传戒” 仪式来招收 “出家住观” 的道士,如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记载丘处机曾多次举行这类 “传戒” 活动:

( 庚辰) 四月,作醮于太极宫,师登宝玄堂传戒…… 中元日,醮,午后传戒。

与此同时,全真道还多采用 “建会” 等简易形式来招纳信众,如王重阳曾在山东建立 “七宝会” “三光会” “金莲会” “玉华会” “平等会” 等普度性社团,而丘处机在西行返京后也曾 “建八会于天长,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 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立观度人” 尚存“传戒” 与 “出家” 之类繁琐环节或门槛障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信徒之根器、认识、修行等存在着各种差异,需要针对不同情况而因人施教。但无论其 “度人” 形式属于繁琐还是简易,其目的皆是更多地招收信徒,最大限度地发展教团组织。值得  指出的是,这种将教团组织分为不同 “层级” 或 “类型” 的做法,在道教发展的历史上是颇有新意的。

除了上述形式,全真道的 “大乘” 度人模式还包括运用传统道教的斋醮科仪等内容。如前曾述,在信仰者看来具有祈福禳灾功能的斋醮科仪,乃是道教帮助大众、  服务社会的重要 “度他” 手段,在中国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 “革新派” 或“丹鼎派” 之代表的全真道,并未放弃这种传统的 “度他” 手段,而是照样沿用甚至发扬光大之,如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记载丘处机曾多次举行斋醮活动:

( 章宗明昌) 三年十月,芝阳醮……五年九月,主醮于福山…… ( 庚辰)  四月,作醮于太极宫……中元日,醮,午后传戒…… ( 甲申) 九月初,宣抚王楫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醮以禳之…… 丙戌五月,京师大旱,行省请师主醮……丁亥五月,复旱,在京奉道会,众请作醮,师徐谓曰:  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议,所谓好事不约而同也……

 《金莲正宗记》则记载丘处机举办斋醮之影响: “师既住持长春宫,而教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而兴。主持醮坛,祈风祷雨,刻期不差,如影响焉……”由此可见,举行斋醮活动也是金元全真道赢得信众而致 “教化大行” 的重要方式或手段。或许正 是由于这种方式或手段的影响力较大,其他全真诸子也同样擅长此事,如王处一曾应金世宗诏主行 “万春节醮事”,又应金章宗诏主行 “普天醮事”。由全真诸子热衷举行传统道教的斋醮活动,但却放弃所 “宗承” 的 “钟吕金丹道” 之 “炼道入圣” 阶段,可知这两种模式对于道教教团发展的作用之区别,亦可窥全真诸子对践行“大乘” 度人模式之执着。而这种 “大乘” 的度人模式,也在 “受度需求” 强烈的金元乱世,导致了全真道教团发展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