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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郭武:“生命”与“生活”:理解道教学说的两个维度

作者: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

发表时间:20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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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生命道教”与“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进行了梳理,认为“生命”概念多与传统道教之“治身”“度己”“仙道”“出世”等说法相关,而“生活”问题则属“治国”“度人”“人道”“入世”诸论范围,且道教之“度己”(仙道)乃与“度人”(人道)紧密相联、难以分割,实为其成仙学说之一体两面,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

主题词:生命道教;生活道教;道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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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内容有删节

或许是受民国以来佛教提倡“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影响,近些年来也有人提出“XX道教”之说,例如中国道教协会曾于21世纪初提倡“生活道教”,而近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会议则多以“生命道教”作为主题。之所以用简短的词语来修饰“道教”,我想可能是为了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旨,或表达对道教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依据本人对道教的研究和理解,我觉得无论“生命”还是“生活”,都是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道教发展需要重视的两个方面,不应简单地凸出其中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以下,试对“生命道教”与“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略作梳理,并对“生命”与“生活”在道教学说中的关系进行说明。

一、由“生命哲学”到“生命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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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文革”后中国学界对于道教的认识,大致是从重视其有关“生命”的内容入手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大家都承认道教的核心信仰是“长生成仙”有关,因为这一信仰主要解决的就是生命长存的问题,如早期研究道教的权威学者卿希泰、李养正等都曾在其上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强调这一点我本人也曾于1988-1991年间在卿希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有关“长生成仙信仰”的硕士学位论文,随后还公开发表过一系列相关文章。只是,明确地以“生命”一词来凸显道教的信仰或学说,却应是从冯国超于1991年发表《析道教生命哲学》一文开始的。冯国超在《析道教生命哲学》一文中认为,道教的核心或实质乃是其“生命哲学”,亦即“道教建立的关于生命的结构、生命的价值和实现这种生命价值的途径的系统理论”。此后,以“生命”一词来谈论道教学说逐渐流行,如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华道学文化系列”丛书,其中就有一本专门讨论“道教生命伦理”,而当时的《宗教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关“道教生命伦理”和“道教生命哲学”的文章,颇使道教之“生命”问题受人关注。

1999年,李大华出版《道教生命哲学本体论研究》一书,加上2000年日本又出版了“讲座道教”第3卷《道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论》,更令从“生命”角度来讨论道教之风兴盛,如当时的期刊《中国哲学史》曾连续刊载了几篇有关道教“生命”问题的文章,包括李大华《关于道教生命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葛兆光《宇宙、身体、气与“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教的生命理论》、詹石窗《道教生命伦理与现代社会》等。此外,当时的其他刊物和学术会议也发表过不少这类作品,如萧莲父先生关于《道教生命哲学本体论研究》一书的评介、李刚《道教生命哲学的特性》以及盖建民《从道教生命哲学看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等。不过,此后各界有关道教“生命哲学”和“生命伦理”的讨论热情似有减弱,这可能与“生活道教”的提出和影响有关(详下)。

2009年,詹石窗主编的“石竹山道院文丛”出版,其中收有谢清果著《生命道教指要》一书,再令相关问题的讨论得到延续。据该书的“内容简介”言:“生命道教”是继“神仙道教”“生活道教”观念之后新兴的一种道教文化理念,它旨在张扬道教养生智慧的独特魅力,高扬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觉精神,发扬道教“生道合一”的价值理性,阐扬道教“道法自然”的实践理性,倡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从而为人类的健康、自由、和平、幸福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近两年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举办以“生命道教”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其“生命道教”的含义大约亦与此同。

二、“生活道教”的提出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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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道教”一说,乃与中国道教协会的提倡有关。早在1998年,中国道教协会就曾在江西庐山仙人洞举办过一次“道教文化研讨会”,会议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彰显了当代道教欲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愿望。2000年9月,庐山再次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并明确地以“生活道教”为会议主题,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的张继禹道长在会上作了“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的主题发言,相关学者也提交了10余篇阐发“生活道教”的文章。2000年底,《中国道教》正式刊发了张继禹撰《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关于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一文,以及著名学者牟钟鉴、詹石窗等人的相关文章,令“生活道教”一说在道教界、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张继禹的文章认为道教是一种“富于理想而又积极投入生活”的宗教,并本着“承继传统、面向当代”的原则而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其所谓“生活道教”,就是“要在发扬爱国爱教、仙道贵生、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等优良教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道教关爱现实、利益人群、传扬真道、福臻家国、修道成仙的价值理想,将道教信仰落实于生活,将道教精神圆融于生活,运用道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从而觉悟人生、升华人生、圆满人生”。牟钟鉴撰《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赞同张继禹提出的“生活道教”理念,认为这是“继民国年间陈樱宁大师新仙学’之后,道教理论上又一新的进展”,并从“生命宗教”“仙道内含人道”“神仙信仰新理解”等角度对这种理念作了进一步阐释。詹石窗撰《论生活道教》则辨析了“生活”一词具有“生存”“活计”等“民生性”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所谓生活道教,乃是根植于现实生活并且因民众的现实需求而存在的道教”,以为这种提法“既有坚实的文化历史根据,也符合现实需要”,且从“思想品格”“功能走向”两大方面对“生活道教”进行了阐扬。不仅如此,上述两次会议的论文集还于2002年以《道教与人生》的名称出版,使得“生活道教”的说法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后,虽然不时有人从“生活”的角度来谈论道教,但有关“生活道教”的讨论却未见有太多文章。直到2016年底,“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又以“理解与运用:老子及道家和道教的生活之道”为主题召开成立大会。不过,该会是否欲以“生活”为主旨来弘扬道家文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三、“生命”与“生活”是道教学说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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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生命”还是“生活”,皆属传统道教强调的重要内容,乃是道教学说之一体两面。这两个方面,亦是理解道教学说缺一不可的维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传统道教在引导人们追求“成仙”的同时,也要求信徒必须践行“人道”,在标榜远离红尘的“出世”隐遁之同时,也鼓励有道之士“入世”济民,其思维具有很强的辩证性与圆融性。简单地说,“出世”之“仙道”大致与“生命”问题有关,而“入世”之“人道”则涉及世俗的“生活”问题;只不过,“仙道”与“人道”不可截然分离,“出世”与“入世”也非背道而驰,如清代道士傅金链言:“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我近年也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对道教的“仙道”与“人道”、“出世”与“入世”、“度己”与“度人”等问题进行讨论,以为这些貌似“对立”的倾向在道教中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考察“仙(僊)”这个字,可知其本义为“迁(遷)”,有长生不死、远离世俗诸义,如《说文解字》释“遷”言:“长生遷去,从人从[]。”《释名》又言:“老而不死日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后世道教典籍更多描述“仙”之生命长久、神通广大,如《太平经》推崇“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返始”,《神仙传》又说神仙可以“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总之神仙乃是“失人之本”而“变质同神”的灵体,与一般的世人有着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仙信仰似乎多与生死问题有关,而与世俗生活关系不大。但需要说明的是,汉代以后的道教与先秦流行的“方仙道”并非一回事,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的道教不仅需要回答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且需要考虑其教团成员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维系这个群体在现实中的存在,故貌似远离世俗的道教也难免涉足现实生活的一些领域。况且,“成仙”一事的承担主体乃是“人”,而在由芸芸众生组成的社会中,能够顺利“成仙”者仅是少数,所以处理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解决芸芸众生的“生活”难题,亦是道教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道教学说中既有“仙道”,同时也有“人道”,其典型者如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言:“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宋元净明道更是声称其教“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要求信徒“事先奉亲,公忠正直,作世间上品好人”。

道教之“仙道”与“人道”并重,实来自早期道家兼顾“治身”与“治国”的做法。先秦以来的道家一直兼顾“治身”与“治国”两个问题,如陈鼓应《关于先秦黄老学的研究》言:“治身与治国是道家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子》主要谈治国,兼谈治身,庄子承杨朱而谈治身,尤重于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这里所谓“身”,即与“生命”相关的人体,而“国”则指人们“生活”的社会。汉代河上公注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句时,亦明确以“自然长生之道”为“常道”,而以“经术政教之道”为“可道”,其兼顾“治身(生命)与“治国(生活)之意显然。道家思想这种兼顾“治身”(生命)与“治国”(生活)的态度,在后世道教的信仰中又表现为“度己”与“度人”并重。所谓“度己”,即个人追求得道成仙,而“度人”则是帮助他人脱离苦难。汉代《太平经》在宣扬“要当重生,生为第一”[]时,仍不忘要求信徒“周穷救急”,魏晋道教更是以行善度人为获得“天仙”之必要条件,如《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载仙公葛玄回答诸位地仙“吾等学道至今已六百年,尚散迹于山林间”之问曰:


子辈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戒,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乘,故得地仙之道,然亦出处由意,去来自在,长生不死,但未得超凌三界,游乎十方,仰瞻太上玉京金阙。子欲使法轮速升、飞行上清诸天者,当更立功,救度国土民人灾厄疾苦。大功德满,太上锡迎子矣。


正因为行善度人乃是获得“天仙”(度己)之必要条件,所以此时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曾提出了“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口号。不仅如此,唐末五代“灵魂成仙”之说兴起后,道教的内丹修炼还曾专设“炼道入圣”阶段,要求修炼成功者继续留在人间行善积德、济世度人,如《西山群仙会真记》引《洞天语录》言:“夫修养真气,真气既成,而煅炼阳神。阳神既出,得离尘世,方居三岛。功成神迁弃壳,须传流积行于人间。行满功成,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矣!”对此,我曾撰文认为:“度己”与“度人”(度他)乃是“成仙”信仰的一体两面,“度人”(度他)是为了“度己”(成仙),“度己”(成仙)也是为了更好地“度人”(度他)。

总之,我认为无论是“治身”与“治国”,还是“仙道”与“人道”,或是“度己”与“度人”、“出世”与“入世”等,俱与所谓“生命”和“生活”问题相关,实为道教学说的一体两面。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难以分割的,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前述一些学者似乎也看到了这点,故曾专门对“生命道教”和“生活道教”概念进行过补充说明,如《生命道教指要》声称“(生命道教)倡扬道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我身心全面和谐的圆融和合境界”,主张将各种关系之“全面和谐”纳入“生命道教”的范围,并以“生命道教追求社会和谐”作为其书的一章内容;而詹石窗《论生活道教》则以“宏观的生命伦理”作为“生活道教”成立之前提,主张“将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统一起来”,牟钟鉴《关于生活道教的思考》也以“生命宗教”来说明“生活道教”之内涵和特征,以为:“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教导人们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炼养生命,以证成大道。”因此,我以为如果作为某项学术研究之关注焦点,当然可以使用“生命”“生活”或其他词语来修饰、限定道教,但如果是欲以此来强调或凸显道教的主旨,或表达对道教在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则不便单独使用这两个词语中的某一个来修饰或规定之;否则,二者难免在字义上相互“遮蔽”,反而不利于世人认识道教学说的真谛。我的看法仅供参考,恳请大家批评赐教!